红学研究尤须注意其中的公历(据《儒略
历》修订的《格列历》即今之公历)和农
历(《崇祯历书》或称《西洋新法历书》
《新法历书》《新法算书》》)之间的互换
对举,以及天干地支和谐音等,这对理解
文本内蕴十分重要。
有读者置疑在曹雪芹时代曹雪芹不可能知
道公历并将公历用于小说中的时间叙述,
对此,我在本书中有大量论述证明,曹雪
芹在小说中关于时间的叙述确实采用了公
历与农历交互换算的艺术表现方式,读者
可自己辨识。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顶尖之作,是最有希望跻身于世界名著的汉语文学作品,它应该与沙士比亚、卡夫卡等世界级大师的作品一样得到世界的认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走完了它的行程。百年红学也走到了百年的尽头。世纪转换,红学将怎样发展?红学未来的命运如何?说来很不幸,以我个人的观察,现在国内的红学,多少有一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如果真的能够“求诸野”,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草根探索,也未尝不是红学走出困局的一种有效方式,至少也是一种尝试。(但就目前的学术环境看似乎太乐观,专家学者们能够容纳草根探索对《红楼梦》的解读与对传统红学的冲击?)我在给某博友的评论中说:
“我们不可因噎废食,只因为一时的纷杂现象就彻底否定索隐考证。我也是从附会索隐猜笨谜开始迷上《红楼梦》考证的,只不过当初我没把索隐心得拿出来发表,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逻辑性,经不起反复验证,正如反索隐者指出的那样,任谁都可附会出一套说辞,把文本解读像垃圾桶似的纳入一切沾边不沾边的索隐附会,缺乏以文本内蕴为支撑点的经得住反复验证的真正的《红楼梦》考证。可以这么说,今天的那些索隐者都还在我当年初迷《红楼梦》考证的初级阶段,(这并非我不谦虚,实在我是经过这种猜谜般的附会索隐的考证方式的)但这没啥,失败乃成功之母,总有一天他(她)们会步入真正的《红楼梦》考证,那就真是红学之幸,也是《红楼梦》真正走向国际名著的开始。”
“没有逻辑性……缺乏以文本内蕴为支撑点”,经不住“反复验证”,是索隐考证的致命弱点。“研究当然不只是一种考据,而应该是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是必须在一种学术规则之下的,你不能胡说八道。……红学研究我们要百家争鸣,但不管是什么动机,必须维护一个原则,那就是可验证的。”(《南方都市报》胡文彬访谈录 《勿以〈红楼梦〉欺世盗名》引自陈林著《论主流红学研究的全面破产》)红学研究的“可验证”性是强调论证的可靠性,是当今考证采用的普遍原则,这是将考证结果尽量规范在距事实最近的有效方法,以此最大限度的杜绝或减少因臆度而造成不利于事实真相的现象发生,因此胡文彬先生提出的“可验证”考证原则这个愿望肯定是好的,正确的。但问题是《红楼梦》考证不单包括如作者、家世、文本(手稿)等硬性材料,更应包括对小说本身的解读和注释,而后者才是形成当今红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否则绝对形不成所谓红学。而对小说本身的解读和注释如果不从考证的角度出发,就很难形成所谓的“可验证”性,今天的红学家有几个是专攻作者、家世、文本(手稿)等硬性材料的呢?不都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解说解读《红楼梦》这部小说所蕴含的各种意义吗?即便在作者、家世、文本(手稿)等方面的硬性材料又何其有限,大体上不也是靠推论吗?
如蔡义江前辈关于畸笏叟只能是曹頫的说法就完全是凭着知识和经验的臆度,在学理上跟索隐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没有“可验证”的硬性材料作支撑。其实,畸笏叟哪能是曹頫呢?原因很简单,曹頫是在雍正死前就赦免回家的,而畸笏叟是在一七六二壬午年才开始接触到《红楼梦》手稿本并作批语,不论哪个稿本,畸笏都只有眉批而无夹批,而夹批才是从早本过录的标志。而且从畸笏批语的语气看,在壬午年的畸笏完全没有对《红楼梦》手稿本的拥有地位,他的批语都是批在脂砚斋的批稿本上,“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第二十一回)这里的“索书”者极可能就是脂砚斋。而蔡义江前辈竟然前后颠倒,认为脂砚斋是从畸笏手中得到手稿作批的━━“脂砚斋是从畸笏叟那里拿来书稿‘抄阅再评’的。”(蔡义江著《<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淅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149页)。试想如果畸笏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那么畸笏就该像脂砚斋一样一直在曹雪芹的身边伴着著书过程,怎么会到壬午年才接触到《红楼梦》手稿并作批语呢?又怎么会对《红楼梦》手稿内容那么陌生呢?他在壬午年明明说“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第二十七回),“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第十七十八合回),说明他已看完了全部手稿,怎么到了丁亥年又“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第二十五回)呢?再说,庚辰定本不是已经定稿只有正册、副册及又副册吗?甲戌本第一回在“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旁不是有侧批:“照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旁有侧批:“照应副十二钗”吗?这不说得很明白,“高经十二丈”关合正册的十二金钗,“方经二十四丈”关合副册及又副册的副钗吗?畸笏以见过的早本情节或听闻的早本情节来校正脂砚的批语,与曹雪芹一屋相处的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怎么可能对小说如此陌生呢?这些批语之间的矛盾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红楼梦》手稿可能遇上了麻烦。畸笏在丁亥年的批语大多靠不住,即便署名同一人的批语也可能并不出自同一个人的亲批,脂砚斋在己卯冬的批语就有此种情况,我在拙文<红玉之谜>及<甲戌本与庚辰本批语索隐>中有论及,此不赘述。因此,说畸笏叟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是很牵强的。
再如蔡义江前辈认为香港红学家梅节的《曹雪芹卒年新考》中将“壬午除夕”断读为畸笏叟“批语所署的时间”更是牵强之说。试想,畸笏在“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而被索去的手稿直到丁亥年才又回到畸笏手中并作批,怎么可能在壬午除夕作批呢?再从情理上说,除夕夜大家都在团年,旧时时兴守夜,即便不守到天明,也会很困了才睡,畸笏也不大可能再去手稿上批一句“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的短短的独批。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有条眉批:“二宝答言是补出诸艳俱领过之文。乙酉冬,雪窗。畸笏老人”这条批也靠不住。从壬午年和丁亥年的批语情况看,很难让人相信,乙酉年前后如果手稿在畸笏手中,畸笏会按捺得住作批的冲动而不在其间的年份续批,而只批一条乙酉冬的独批。另外据说靖本有条畸笏在丁丑仲春的批语:“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 畸笏” 。靖本已有专家鉴定是假的,即便靖本是真的,这条独批也同乙酉冬的批语一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此,除此一条乙酉冬的独批和丁丑仲春的独批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壬午九月以后到丁亥年之间《红楼梦》手稿在畸笏手中。而就我的考证,壬午年被畸笏借去作了批语的手稿也应是甲戌早本,而且是从第十三回至第二十八回,索回的手稿被抄作了庚辰秋月定本。现在的庚辰秋月定本之所以从第十二回起才有批语,是因为早本中的第一回经删补后与早本中的第二回合为了庚辰秋月定本的第一回,因此有批语的第十三回往前移作了第十二回。对此我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
至于蔡义江前辈说郭沫若鉴定“壬午”二字比其它字略小而偏右,是抄手在过录时因将原批署时的小字误作正文抄在了一起而留下的“原稿上一点隐约可辨的印记”,这就更牵强了。首先,从批语的字迹看,“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条批与同页上的前两条批根本不是同一人的手迹,前两条批字迹匀称,每行八字,字迹相同,有明显的贯于前后排录抄写的经验,应该就是抄录者的手迹。而“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条批每行七字,且每行上半部分的字迹要明显粗于下半部分的字,这是没有在页眉上长期抄录批语而缺乏经验的印痕。至于“壬午”二字比其它字略小而偏右,这完全是因为批者缺乏把握抄写经验造成的,因为前面的字下笔粗重就挤占了后面的空间,而“壬午”二字前的“书”字又几乎占了两个字的位置,剩下的空间写两个字嫌挤,写一个字约空,好在壬午二字笔划不多,因此批者在剩下的空间写了壬午二字。其实,凡是不按一格一字要求书写的,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的草稿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再说,古时竖行文字的签名署时都只能偏左,怎么可能偏右呢?因此,像蔡义江前辈的这类推论是根本不可能具有“可验证”性的,至多也就是靠逻辑推理结合曹雪芹家史及手稿流传等情况综合分析,看是否最大程度上的接近了事实真相。即便这个推论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也还不等于得到硬性材料验证过的具有百分之百可信度的事实真相,这种情况在考古学上屡见不鲜。
也许永远都不会有“可验证”性的硬性材料的出现,我们不能坐等“可验证”性的硬性材料的出现而无所事事,因此,把考证重心转移到文本内蕴的释疑性解读才是明智之举。从百年红学的历史看,凡是介入《红楼梦》话题的专家学者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冯其庸、吴宓、陈寅恪、沈从文、郭沫若、巴金、茅盾、张爱玲、林语堂、鲁迅、王蒙等,甚至包括周汝昌,他们大都主要注重对《红楼梦》文本内蕴的解读而非相反,如果没有这些专家学者的介入和对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影响,就不会有今天的所谓红学。而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文本的解读,而非作者、家世、版本、脂批等方面。要解读文本就必须考证出人物原型和小说叙述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形态化生存体验,否则对文本的误读误解将不可避免。我就曾见到将晴雯比作文革动乱因子的(“文革时人人都是晴雯,哪一个逃过了?”),这对《红楼梦》的创作思想绝对是一种伤害,对此我评论道:
把晴雯比作文革动乱因子,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即便是王善保,我也未敢将其比作文革动乱因子,善保二字,本就足以说明其明哲保身、善于自保的“随时”,难道这不是我们传统文化因子中的流弊?……难道就因为“晴雯自我定位有些问题”?难道非要像袭人那样,被宝玉踢得吐血脸上还挤出“勉强”的笑才符合所谓的社会伦理道德?才算“定位准确”?才符合所谓的“前瞻性”?才符合王夫人的治理之道?别忘了,小说中最大的两次丫头事件的主角━━金钏和晴雯都死于王夫人伦理观的关爱!
可见,对文本的误读误解不能单以索隐与否定论,不搞索隐的误读误解甚至也会对《红楼梦》造成更大伤害。《红楼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结晶,是最有希望成为国际名著的经典之作,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毁在我们自己无休止的争论和误读中。当今媒体已经很少关注《红楼梦》了,一些有限的探索和争论大都是红学爱好者在网络上的自说自话。不夸张的说,《红楼梦》已经渐渐淡出了读者的视线。我相信那些关心《红楼梦》的专家学者和读者对此都感到痛心和着急。这不单是红学的尴尬,而是中国文化的尴尬。如何让陷入困境的红学柳岸花明,焕发新的活力,让广大读者重新关注我们的民族经典《红楼梦》,解开“一个个谜团”,释疑《红楼梦》中的阅读障碍是目前红学探索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笔者人微言轻,是个十足的草根红学探索者,但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读,对《红楼梦》中的阅读障碍如人物原型、文本中隐叙的历史背景,以及诗、词、酒令、谜语、判词等的谶语和暗喻,大都有一些合符文本内蕴的经得住验证的考证心得,在此,不揣鄙陋之嫌,将之公诸同好,也算为当今红学能够走出困境以及我们的民族经典《红楼梦》能够走向国际尽点微薄。我真心希望,如果我的探索考证真的能够对红学走出困境,对《红楼梦》能够成为国际名著而略有寸得,也不枉我十多年光阴虚耗的“豪举”,也免受下半生事功一事无成的自责。
(全文完)
A清泉 草于
二0一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二0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再稿于 重庆市南岸区
二0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改定于漏雨轩